不管是從傳統媒體還是互聯網,時不時都能讀到一些有關中國社會的「碰瓷現象」的消息,讀得多了,自然也就產生了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的漣漪效應,仿佛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是「人無信」了。
 
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呐喊》,收錄了一篇才千字出頭的極短篇小說《一件小事》。在這篇以第一人稱為主人公的小說裡,魯迅講述了一個正在拉著客人的人力車夫,在撞倒老婦人後,不顧坐在車上的客人的反對,冒著可能被老婦人訛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碰瓷」)的情況,仍然停下車去攙扶她的故事。
 
在最後幾段,小說裡的「我」,也就是那位坐車的客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大把銅元,托巡警轉交給已經把老婦人送進派出所的人力車夫,作為對他的獎賞。可是,在徒步行走的途中,「我」卻覺得與人力車夫的高大形象相比,自己是越來越渺小了。原文是:「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由於《一件小事》是以「一九二〇年七月。」作為結束,不免惹人揣測,到底這真的是一篇小說,還是一篇日記,或者是作者在日記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小說。這只能作為文學史的疑案了。不過,魯迅的這篇千字小說,寫的雖然是「一件小事」,讀起來卻能讓人小中見大,見微知著。
今年6月3日至17日,我帶著老婆孩子,一家三口去中國,邊探親,邊訪友,邊旅遊。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們逛了北京、河南、蘇州和上海。在旅途中,我看到不少的人和事,而其中也有一件小事,是值得說道的。
 
事發在我抵達的那一天,地點就在北京國際機場。辦好出關手續,拿了行李,走進入境大廳後,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去買一個中國的手機號。從機場詢問處探聽到售賣手機號的地點在哪裡後,我就走過去了。到了櫃檯前,在我前面的洋小夥剛好離開,我連排隊都不用了。櫃檯旁邊站著一位女客服員,親切地回答了我的幾個問題,在瞭解到我用手機主要是上網而不是通話後,她就給我推薦了中國聯通的一款4G惠通卡,並告訴我這種SIM卡的好處,就是能以低成本高速上網,價格是人民幣150元。
 
我花了差不多10多分鐘辦完買電話卡的手續後,就用剛買的手機號聯繫前來接機的親戚,看到他向我招手就拎著行李,跟他走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分鐘後,已經坐上車的我,突然在機場高速公路上接到一通電話,給我打電話的是剛才在櫃檯裡面為我辦理手續的另一位女客服員。她告訴我,我剛才給了200元,卻忘了拿走找回的50元。由於我已經在高速公路上,離機場少說也有幾十公里,實在不好意思讓親戚掉頭回去,我就跟她講,這50元我不要了,就當成給她的小費,不然就捐給希望工程好了。她卻問我有沒有微信號,說是可以通過微信紅包把50元給我。由於不清楚這裡面的門道,我就讓開車的親戚把自己的微信號給她,接著他就收到了50元的微信紅包。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當時給我的震撼卻是非常大的。首先,我看到了一種靈活的辦事方法。我曾經設想過,如果這件事情是發生在新加坡,對方會不會在沒有見到我本人的情況下,把我忘了拿走的找錢轉帳給一個協力廠商呢?我想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我親自回到櫃檯,說不定我還得填個什麼表格,留下什麼白紙黑字,才能把錢拿走。而支撐這樣一種靈活辦事方法的,就是一個信字。也就是說,北京機場的那位女服務員雖然和我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旅客只有櫃檯前的一面之緣,她卻相信我這個人,因此不必擔心通過這樣一種毫無白紙黑字作為憑據的方法找錢給我,會給她帶來什麼麻煩。在這一點上,我就像是《一件小事》裡的那位老婦人,而她就是那位人力車夫。
 
除了「信」以外,還有一個「誠」字。那位我至今都不知道姓甚名誰的女客服員,和我這個異國旅客之間,可以說是半毛錢關係也沒有,估計這輩子再也不會有重逢的機會。此外,由於旅客的時間有限,除非是在機場遺失了很重要或很貴重的東西,否則一般都不會專門返回機場領取失物。這一點,不僅我清楚,她清楚,相信所有在機場工作的人和旅客都很清楚。因此,如果她不給我打那個電話,我即便記得忘了找錢,也不會為此而重返機場。所以,她的那個電話就彰顯了一個可貴的美德——誠。儘管我說過她可以當成是小費,不然就自行用作公益用途,她還是堅持把那50元還給我。而這個行為背後的驅動力量,仍然是那個「誠」字。
 
近些年來,不管是從傳統媒體還是互聯網,時不時都能讀到一些有關中國社會的「碰瓷現象」的消息。讀著讀著,讀得多了,自然也就產生了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的漣漪效應,仿佛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是「人無信」了。可是,在我這一趟長達兩周的京豫蘇滬之行途中,我和包括上述那位女客服員在內的無數個路人甲、路人乙打交道的親身經歷,卻讓我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中國社會還是講誠信的,至少民間社會是如此。
 
當然,這是我的主觀結論。可是,世界上又何嘗有真正客觀的結論呢?不過是從不同立場,所得出的不同主觀結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