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輛新加坡武裝部隊泰萊斯輪式裝甲運兵車,于去年11月23日被香港當局扣押,至今已超過六個星期。這些裝甲車是在台灣供新加坡軍人進行軍事訓練使用,在運回新加坡途中被扣。

新加坡政府一直維持沉默,表示有沒有遵守海關條例,是船運公司APL和香港海關之間的事,但昨天卻改變做法,在國會中闡述了政府對裝甲車被扣留的立場。

在昨天國會復會時,國防部長黃永宏醫生強調了新加坡在事件中的主權豁免權(sovereign immunity)。他說,根據國際法,屬於一個主權國家的資產,不應該被另一個主權國家羈留。對APL的調查可能還在進行中,但屬於新加坡的裝甲車必須歸還。新加坡政府和國防部強調主權豁免權,要求香港迅速歸還裝甲車,是明智和具法律基礎的做法。

依循往常做法,新加坡武裝部隊以商船將裝甲車運回新加坡。裝甲車是訓練平台,沒有裝彈藥和敏感設備。

香港當局沒有公開說明查扣裝甲車的原因。據國防部說,裝甲車是在被查詢是否有過境香港的必要海關許可證時被扣留的。

在積極和默默地展開取回裝甲車工作的同時,武裝部隊也指示APL全力和香港政府合作,讓調查工作按照正常程序進行。

與此同時,黃永宏醫生在國會中表示,新加坡也根據主權豁免權原則,嚴正地強調對裝甲車的主權。裝甲車毫無疑問的是新加坡主權的象徵。

簡而言之,按國際法慣例,主權豁免權原則是指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權活動,不受外國法庭的司法管轄。換句話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能在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庭被控。

新加坡上訴庭于2008年指出:“主權豁免權是建立在國家平等、獨立和尊嚴的理念,和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不擁有任何權力的原則上。” 

主權豁免權是一個主權國家賦予另一個主權國家的“特殊豁免權”,後者應該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主權豁免權有兩種對立的概念:絕對和有限。

基本上,這兩者的區別在於一個國家的商業性活動和資產,是否享有不受外國法庭司法管轄的豁免權。根據有限豁免權,一個政府的商業性活動和資產不享有豁免權。絕對豁免權則相反。

從不同國家實行主權豁免權的行動和法律來看,有限豁免權是目前的趨勢。

比如,1972年的《國家豁免權歐洲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英國、美國和新加坡的法律都只提供有限豁免權。還未生效的2004年《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U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也有類似的區分。(中國于2006年簽署公約,但至今還沒有核准)。

APL在把裝甲車運到香港時,很可能沒有遵守香港法律。若是這樣,任何違反香港進出口條例的指責,很明顯的是香港政府和APL之間的事。然而,裝甲車的主人新加坡和新加坡武裝部隊,卻被捲入這場法律糾紛。

讓我們假設,APL在運送裝甲車過境香港時,沒有完全遵守當地的法律。在主權豁免權不適用的情況下,按香港進出口條例,貨物可能被扣押和充公。這樣的正式執法行動是要確保對條例的遵守。

然而,根據主權豁免權,不論是絕對或有限,同外交資產一樣,上述被扣押的裝甲車和其他武裝部隊資產,享有不被扣押和不必面對執法的豁免權。

2011年,香港終審法院的多數決定裁決,其他國家在香港享有絕對主權豁免權,包括政府商業性質的活動和資產。這根本地改變了香港長期以來(殖民地政府時期)維持的有限主權豁免權立場。

中國實行絕對主權豁免權,是終審法院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訴FG Hemisphere一案中,做出這項重大裁決的原因。這是因為,“從法律和憲法原則來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採取不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豁免權的原則。因此,香港實行的主權豁免權,必須是和中國一樣的絕對豁免權。”

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若在主權豁免權的原則上採取不同的做法,將對中國的外交造成尷尬和幹擾”。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不能行使主權,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香港法庭對“國家的行動如國防和外交事務”沒有管轄權。

接著,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確定了這項裁決。中國在簽署《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後,繼續實行絕對主權豁免權,包括一直強調自己在外國法庭享有絕對主權,確定它並沒有放棄這個原則。

剛果民主共和國訴FG Hemisphere一案,讓香港實行的主權豁免權變得和中國一致。

以我們的情況來說,過境香港的裝甲車既不是商業資產,也不屬商業活動,而是享有主權豁免權的新加坡政府資產。因此,實行絕對主權豁免權的香港,若不及時把裝甲車歸還新加坡,就不免讓人感到意外了。

若裝甲車被扣押和充公,那就是嚴重和公然地侵犯新加坡國家主權和利益。此外,香港若不在這起事件上賦予新加坡主權豁免權,它作為主要轉運港的聲譽與地位和其法治精神將大受影響。

若APL有任何違法行為,錯也不在新加坡和新加坡武裝部隊。APL清楚知道承運的是什麼。被扣押裝甲車的照片顯示,它們在運送時並不是放在集裝箱內,而是用篷布蓋住。新加坡武裝部隊並沒有試圖隱藏裝甲車。

不出所料,裝甲車被扣押事件,引起了新加坡和中國雙邊關係降到新低點的猜測。這些猜測是不必要的,也過於簡單化,更只會印證新中關係脆弱的錯誤說法。這完全與事實不符。新中雙邊關係是堅定、深厚和多方面的,甚至在雙方于1990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前就開始謹慎耕耘。此外,新加坡一直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也在最近重申這一立場。

香港扣留新加坡武裝部隊裝甲車的事件,可能牽涉其他政治因素,包括涉及中國、台灣(還有美國)的台海兩岸關係。但這些同裝甲車被指違反海關條例不相關,也沒有決定性影響。此外還有現實政治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對香港、新加坡和中國來說,政治同解決裝甲車被扣押一事無關。

媒體一開始的大事報道,引起許多熱議,但對瞭解事件沒有多大幫助。之後,香港、中國和新加坡政府很明顯的都把事件視為APL可能違反香港海關條例處理,有意識地避免“擴音機外交”。不把事件政治化是明智的做法。

法律問題最好以法律途徑解決。讓調查工作按照正常程序進行,也是法治在境內治理和國際關係上的體現。事件按香港法律和國際法迅速獲得解決,不但可以顯現法治精神,也可以凸顯新加坡和香港及中國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穩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