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有好些人盲目崇拜李光耀,把新加坡模式當成萬靈丹,動輒以新加坡經驗來解讀與處理在地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比如,建議借鑒新加坡經驗治理港獨,就是一個鮮明例子。


近日,有一篇文章引用納丹回憶錄對《華惹》的負面記述,把馬來亞大學學生組織出版的《華惹》,等同香港大學生組織出版的《學苑》,以及,引用李光耀回憶錄對華校學生運動的嚴厲譴責,來等同香港學生占中與港獨的活動。並且,建議香港學習新加坡的嚴厲執法經驗來治理學生運動。


把跨越兩個世紀的不同時代背景,兼且不同政治環境的事蹟與經驗,混為一談,是否可行?是否明智?是不是有借鑒價值?各人可以按各自的政治價值觀,自行判斷。


不過,從新加坡人的歷史觀點來看,拿《學苑》等同《華惹》,把香港學生運動等同新加坡華校學生運動的觀點,卻是一件黑白不分的荒唐事。


其實,除非對新加坡的政治歷史過程有足夠的認識與充分的瞭解,任何貿貿然的借鑒新加坡經驗,就難免會有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之自取其辱的反效果。


其一,《華惹》是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編輯出版的雜誌,言論立場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然而,從香港學生高舉港英國旗遊行的事實來看,《學苑》應該有著緬懷與嚮往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情懷與心態。


可見,從大時代背景來看,拿《華惹》等同《學苑》是很不適當的。《華惹》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產物,《學苑》是嚮往英國殖民政治的刊物。


其二,新加坡華校學生反對李光耀消滅華文教育的歷史,是一場華人學生維護民族母語文化教育的維權歷史。這一史實和香港學生要在樹立本土化意識過程中的去中國人標籤意願,正好相反。


明顯的,從華人文化的認同層面來看,新加坡華校學生運動絕對不能等同香港學生運動。新加坡華校學生是為了保留華人文化教育而反對李光耀。這和香港學生為了本土化而要去中國人意識的事實,南轅北轍。


其三,在新加坡之後殖民時代的歷史論述裡,《華惹》的反殖民意識是愛國主義的具體展現。為此,《學苑》的政治言論,是否也要等同的被看成是愛國主義的具體展現?


新加坡憲法明文規定四種語文的平等地位,所以華校學生的維權活動是合法的社會運動。為此,香港學生的占中與港獨行為,是否也要等同的被看成是合法的維權社會運動?


其四,新加坡經驗是反共反華的經驗。在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版本裡,《華惹》與華校學生運動的原罪,都是涉嫌共產黨的顛覆活動。對此,李光耀以政治暴力解決政黨政治問題:政府可以單獨憑藉部長的政治判斷力,在無需經過司法審訊的情況下,無限期的囚禁異議分子。另外,李光耀利用美其名為雙語教育的變質教育政策,在提升英文地位的同時,把華文降格與禁止使用華人方言,通過積極建設華人去華人意識的社會工程,很成功的塑造了一大批沒有華人意識的新生代新加坡華人。


由此來看,建議香港政府借鑒新加坡經驗,是要在香港設立一個違反人權的司法制度,通過逮捕與長期囚禁的政府行政手段,來清算任何反對政府既定政策的異議人士。還有,也要仿效李光耀的社會工程,提升英文為香港的第一語文,在把粵語降格為第二語文的同時禁止使用普通話,以便塑造沒有華人意識的新生代香港人。


事實是,香港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負面結果,本質上,不僅僅改變了可以五十年不變的當下香港政體,更重要的是,毫無保留的全盤接受新加坡經驗,就是等同接受李光耀假手美國圍堵中國的政治盤算,進而淪為美國人的馬前卒。


納丹把《華惹》妖魔化的用意是附和李光耀杜撰的共產黨威脅論。為了把子虛烏有的共產黨威脅論實體化,新加坡塑造了一座反共紀念碑,做為共產黨暴力及顛覆活動之鬥爭標記。一度從事反共工作的納丹,就是以前總統的身份為此碑揭幕。


叛離《華惹》政治路線之後,得以長期攀附在李光耀的政治權力架構上,除了貴為總統的納丹之外,尚有許通美和王賡武。


資深的新加坡巡迴大使許通美向傅瑩建議解決與日本的釣魚島糾紛:「讓我們把這個問題帶到國際法庭上解決?」這一種觀點和李顯龍要求中國接受南海仲裁的非法判決結果是同出一轍。這種挑戰中國紅線的新加坡經驗值得學習嗎?


王賡武不時的拿新加坡華人來說事,呼籲中國看在新加坡華人的情面上,從寬從輕的處理新加坡在國際外交上挑釁與踩踏中國的核心利益。歷史上,為了配合李光耀之華人去華人意識的社會工程,王賡武建議南洋大學結束教育系,把中文系降格為漢語系。南大辦教育系是要為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學校培育師資,而停辦教育系就是為了斷絕師資來源,目的是要把整個東南亞的華文教育體系連根拔起。這是一個滅絕民族母語文化的方案。但是,有如此排華背景的王賡武,卻煞有其事的拿華人來說事。這種出賣華人民族利益的新加坡經驗值得學習嗎?


從這一個層面來看,一位道地的中國人要盲目建議兩岸三地的華人借鑒李光耀的反共反華新加坡經驗,那,確實是讓人歎為觀止。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網站


(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