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6立法會選舉已經落下帷幕。本次換屆選舉一共有70席,其中35席為地區直選,兩大陣營即建制派與大泛民(傳統泛民主派、激進泛民、本土派、自決派)競爭激烈。另外35席為功能組別,其中30席為各行各業代表,由各行業選民自行投票,多數掌握在建制派手中,缺乏競爭。還有五席為超級區議會,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因而兩大陣營間的競爭也十分激烈。

 


兩大陣營最後各自當選的席位數量,總體而言,與上屆差距不大,也與選前民調差異不大。但是具體當選人和其獲得的票數,則與選前民調有不少出入。其中超級區議會的五個當選席次,與選前民調的出入最為明顯,突顯香港的選舉制度漏洞,與兩大陣營對此漏洞的策略性運用。


香港的五席超級區議會(簡稱超區)採用比例代表名單制。這一制度本身有較複雜的名單規則,但一般來講,要當選這五個超區席位,只要在候選人中獲得票數排名前五即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港大民研)在8月21日至9月1日,對5311位元選民進行了電話選前民意調查。在這五席超區的九位候選人中,支持度從高到低的前六位分別為民主黨(泛民)塗謹申25%,民建聯(建制)李慧瓊24%,街工(泛民)梁耀忠12%,工聯會(建制)王國興12%,民主黨(泛民)鄺俊宇9%,民建聯(建制)周浩鼎9%。還有末尾三位泛民候選人的支持度,分別只有5%、2%、1%,加起來約8%。雖然選前民調可能存在著誤差,以及部分受訪者拒答或者未最終決定等問題,但仍然倍受各政黨重視。


依照選前民調,前四席最終當選應該懸念不大,關鍵在於第五席的爭奪。由於鄺俊宇和周浩鼎的民調支持度基本相同,該邊緣席位的勝負就格外需要兩大陣營內部的協調與選民動員。這一民調在選前兩天公佈後,末尾三位泛民候選人眼見希望渺茫,同時為了集中選票給其他泛民候選人以增加勝算,先後選擇了棄選。這樣原來九位候選人只剩下三位建制候選人對陣三位泛民候選人。三位泛民退選人的8%支持票,按理大部分會由選民投給另外三位泛民候選人,這樣鄺俊宇的9%就有可能增加,從而超過周浩鼎而勝出。


依照香港的選舉制度,選舉日當天依然可以進行選舉宣傳,只要不在投票站鄰近區域即可。為了增加勝算,兩大陣營除了保證各自陣營的鐵票、爭奪中間選民外,還需要做好配票工作。由於有新聞媒體、研究機構和各黨派等在選舉站進行出口民調,可以即時估計選票結果,兩大陣營均依此來即時調整配票策略。


到了9月4日選舉日,上午七時半至晚上十時半均可以投票。在許多人流密集的街站,都能看到諸如「張三選情告急」「搶救李四」「集中票源支持王五」等標語,兩大陣營都在不遺餘力的催票。在泛民末尾三位候選人主動棄選後,形勢對建制派比較不利。但是由於超區只要排名前五即可,民調排名第二的民建聯李慧瓊(24%)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票,給同為民建聯的周浩鼎(9%),只要兩人的票數都高於第六名,兩人都可以當選。因此,選舉日當天上午,民建聯在配票宣傳中,鼓勵新界的支持者轉投周浩鼎,而香港島的支持者則繼續投給李慧瓊。


「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人戴耀廷,早前就為泛民提出了「雷動計畫」,包括在泛民中實施「協調參選人」「策略性投票」和「雷霆救兵」戰術。對泛民而言,配票宣傳中,首要的是鼓勵棄選三位候選人原先8%的支持者,轉投邊緣席位的鄺俊宇。但是當建制派開始為周浩鼎配票後,泛民擔心鄺俊宇的票數仍然可能不足,於是也進一步鼓勵支持者投給鄺俊宇。在泛民的配票宣傳升級後,建制派也感到了較大壓力,於是在午後,開始呼籲支持者不分新界、港島,都多投給周浩鼎。


泛民這邊,雖然有「雷動計畫」,但是其缺乏有效協調和配票戰術,支持者們一股腦兒的投票給鄺俊宇,分走了同為民主黨、民調第一(25%)的塗謹申的大量選票,反而逼得塗謹申在傍晚時分打出了「告急」的標語。


除了這些稍早已經投票的泛民支持者,還有大量泛民支持者依據即時彙報和出口民調在觀望,準備在更晚時進行策略性投票。因此在晚上,投票人數繼續增長。到晚上十時半投票隊伍截龍時,有一些投票站仍然有大量選民排隊投票。這些可能更多的是泛民的支持者,他們依據「雷動計畫」的方案進行最後的策略投票(當然也有一些選舉站有人手不夠的原因)。


此次競爭激烈的選舉催出了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投票率。在超級區議會最終當選人中,原本選前民調在邊緣第五名(9%)的鄺俊宇,在泛民支持者策略投票的幫助下,一躍成為第一(25.7%)。選前民調第二(24%)的李慧瓊最終仍為第二(15.9%)。選前民調第三(12%)的梁耀忠,仍為第三(15.9%)。選前民調在邊緣第六名(9%)的周浩鼎,則升到第四(13.8%)。選前民調第一(25%)的塗謹申,由於被大量分票,跌至第五(12.8%),相比第六僅有微弱優勢而險勝。原先民調中排名第四(12%)的王國興,本來預期應該能夠當選,卻最終排名第六(12.2%),不幸成為兩大陣營策略投票的犧牲品。另外,棄選的泛民三人仍合計獲得3.6%選票。


當選人及其票數與選前民調存在著巨大差異,突顯出了策略投票的效果,也突顯投票日當天仍然可以進行選舉宣傳的制度漏洞。我們可以將香港的情況,與同為華人社會的台灣和新加坡進行比較。「張三選情告急」「搶救李四」類似的標語,在台灣選舉前夕也常常出現。台灣各政黨呼籲選民依照諸如生日是春夏秋冬、身份證號末尾是單雙數等進行投票的配票方法,在選舉前也屢見不鮮。但是由於台灣規定在選前一天晚上十點,各政黨必須結束選舉宣傳,所以在選舉日當天,各政黨難以公開進行即時配票的宣傳,也不會出現一些選民搶在最後一刻才投票的現象。新加坡則將選舉前一天定為冷靜日,各政黨不允許進行選舉宣傳,以給予選民冷靜思考的最後時間。為了減少選前民調導致的選民策略性投票,台灣還有選前十天就不可以再發佈民調的規定。


這種策略性投票是值得鼓勵的嗎?政治學的理論認為,策略投票影響了選民的真實偏好表達,應當盡可能通過選舉制度設計,來減少策略投票的可能。但很遺憾的是,香港這種選舉日當天依舊可以進行選舉宣傳的制度,製造了很大的選舉策略空間,以至於最後的結果,顯著偏離了民眾的真實意願,明顯有悖於理想的民主選舉制度。


這個制度能改革嗎?過去,建制派以其強大的整合和基層動員能力,能夠較好的利用這一漏洞進行配票工作。而在這次選舉中,泛民對它的利用程度甚至大於建制派,所以兩大陣營都沒有多大意願改革這一制度。即便某方提出了修改議案,也很難想像在立法會內部持續惡鬥的兩大陣營,能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因此,這一制度漏洞在短期內被填補的可能性不大。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莊玉乙